本文摘要:感谢关注永达英语!英语教学与测试创新三谈——访鲍大学的桂世春教授鲍(以下简称鲍):你好,桂老!这是我第三次采访你。

感谢关注永达英语!英语教学与测试创新三谈——访鲍大学的桂世春教授鲍(以下简称鲍):你好,桂老!这是我第三次采访你。我带了一本原创的新书,是关于综合教学的,简称CLIL。这是英美官员提倡的一种教学方法,提出用英语教授其他科目,以达到既学英语又学其他科目的目的。

桂世春教授(以下简称“桂”):这个提法也不是很新。包:是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现在他们想尽办法用另一种方式来赞美它。其实无非是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新名词。

桂:双语教育有很多前提。教师素质要高,英语说得好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擅长我们所教授的学科知识。比如用英语教历史,老师也要熟悉历史专业的学科知识。

一般来说,英语是英美国家人民的母语。英语虽然可以用来教其他科目,但是中国不行,这和语言情况有关。另外,从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的角度,国家外语教育政策应该明确是部分学校实行双语教育还是全国所有学校都实行双语教育。

如果只是一个系的学校,可以找一些母语是英语的老师来教,但是很难确定他们的学科知识水平,或者找一些其他学科的老师,很难说他们的英语好不好,或者找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人来教,但是这些人绝对是英语学习的榜样。另一点与科目本身有关,用英语教授历史。如果老师和学生的母语都不是英语,那么课堂的信息内容就会被大大消除。

我做过实验,别人也总结过,也就是说,我来上英语课,内容权重只有我说中文时容量的一半。如果你教学的目的是学历史,那么一个学期下来,你只会讲一半的原历史课,不符合教学要求。这是信息负荷,因为语言障碍造成语言负担,效果只能消除一半。

在中国香港,一批学者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写了一份声明,正式发表。也就是说,当时香港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香港的单语教育政策是在爵之后才实行的。鲍:什么时候的事?桂:也许在上个世纪八月,我认识一个人,他写了一个声明。

义务教育于1960年6月开始在香港普及。出现了很多新学校,新学校借鉴了香港的旧学校,搞双语教育。大家都以为实施义务教育后,香港的教育会有所改善,但发现因为双语教育,教育质量大大下降。这个说法是个人写的,艾伦郑。

他还向我和许国璋展示了这份声明。基于这种说法,老师专门写了一篇关于郑观察的文章,题为《英语的代价是什么》,即英语要付出什么代价(什么代价,英语?)。因为英语教学而降低香港整体教育质量是否值得?比如我上个世纪4月初中数学学微积分,香港不叫微积分。

所以,在香港教数学,教科学,教文化,从来都是不可能的。用英语教数学、科学、文化导致大部分学生学不好,代价很高。所以叫“什么价,英语?”英语有自己的另一个话题,我有演讲的原始材料。

鲍:这是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学习。桂:在香港回归之前,有一个决议,主张不仅要搞英语,还要搞双语教育。有关部门做了很多观察,结果显示,其实基础并不是上课用英语讲,而是老师讲粤语。

70年代末,教育部的几位同志一起来过香港。因为中国教育部的到来,香港的中国教师协会邀请我们召开座谈会,认为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初高中学生都学英语。那时候还没有小学,学生普遍开始学月朔英语。

他们主动要求与我们讨论,并与香港中文教师协会商讨此事。鲍:这意味着香港教育已经尝到了双语教育的苦果。桂:是的,我已经尝到了苦果。

为什么从初中开始就要一直学英语?因为当时英语老师不够。当时一个老师发言,提出走日本人的路。

明治维新后,日本强调的不是单纯的教和学英语,而是把西方所有的英语新作都翻译成日语让大家学习。所以在日本,一本英语书一出,就有人翻译成日语。

当地人不用学英语就能读懂新书的思想。翻译的很好。他们称之为日本的门户。

狠抓翻译的引进,而不是学习外语的方式,而是爵后逐渐改变。鲍:近年来,我看到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都在开展双语教育,他们的政府教育部门也有相应的投诉分析。作为英美国家的文化和语言策略,他们最想看到。

桂: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尽最大努力促进英语教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中国建立孔子学院,通过教授汉语来教授我们的文化。

因为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人最终会在文化和思想上发生变化。比如在中国,很多移民认为出国好,这就是外来文化战略的成功。鲍:还有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都是国家战略问题。桂:外国有专门的机构来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英国有英国文化委员会,美国有USIF。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英国很多语言学家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既然是世界英语,那么英语就不仅仅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说的,所以我们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习者接近母语者,而不是纯粹的母语者。然后我们问,谁是母语者?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新加坡人还是南非人?母语者自己的定义引起了讨论,就是我们模拟的,因为要有对比!印度英语也是英语的一个分支了,但中国英语不能算。印度英语自己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它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以前就是,新加坡也是这种情况,独立前后从来没有定过英语是不是外语。所以,从native speakers这个条件讲,中国不能算,可是印度、新加坡、南非等很多多少国家是以印度英语作为尺度的,可以看作native speakers。

包:现在国际上许多人,包罗中国人,提出China English也应该算是一个branch,应该是English的一个分支。桂:这一点和那些观点差别。那些国家是将英语定位成国家语言之一,有的甚至是唯一的official language,而我们从来没有定过哪门外语是官方语言。

这样的话,因为语言社区不存在,基础就没有这样的community。像加拿大的魁北克区是法语社区,所以法语是当地人的second language(二语)。在中国从来只有外语,因为没有英语的社区。

像你们东北地域的延边地带,既有朝鲜语,又有汉语,两种语言,它有一个讲朝鲜语的community;换个地方好比广州,有人说广东话不算,为什么呢? 因为文字一样,这是中国语言特殊的地方。西方的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统一的文字是维系中华56个民族大团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统一的文字。

以苏格兰语而言,究其起源,古英语当中有许多苏格兰语,所以苏格兰语也应该是一种方言,发音差别,但文字和英语虽略有配合点但也显着是差别的,那么苏格兰语到底是方言还是语言是有争议的。而在中国是没有争议的,例如海南岛地方语话我们都听不懂,可是其文字(character)写下来跟我们却是一样的,所以海南岛的地方话是一种方言(dialect),而不是一种语言。包:壮族有民族奇特的习俗,也有语言吗?桂:有。

我去壮族地域考察过,我和三名外国人一起到过广西,发现了一种很惊讶的现象。解放后,我们国家实施了少数民族政策,专门为壮族人民的语言生长了一套文字来记载他们的壮语,来扶持少数民族语言生长的国策。可是这个项目搞了以后,壮族老黎民不接待,认为他们的壮语跟普通话差别,前者主要是用于外交,学普通话是为了考大学。效果,他们对生长的壮语文字不学也不要,效果相识到壮语的使用情况是:壮语只能在县以下的广播站才使用。

我们广东招了许多广西学生,目的是为少数民族地域造就人才,结业之后再让学生回家乡去施展理想和才气。我国的教育原来都是定有招收任务的,招收学生,未来希望他们回去,好比说我们招收海南岛的学生,海南岛的学生讲他们海南语言,我们教他们学习越南语,学完以后分配事情,把他们分回去肯定不干,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好不容易才跳出了海南或广西,学完大学结业了就要到全国去生长,而不是再回到海南岛或广西去,他们的思想基础就纷歧样的。这些少数民族地域的省状元到清华、北大念书,读完就留在大都会了。

就即是我们现在派人去外洋留学,学完以后回中国来生长,有的人到美国去之后就留在美国了,基础就不回来了,这个不能轻视,不是简朴的爱国主义就能解决问题的。包:所以,语言是很有用的。桂老,我问您一个问题,近几年我一直在看有关英语定位和分类的文献,international English,或者global English,或者a variety of Englishes。

有些学者提出英语就是国际语言,或者叫国际通用语,这通常都是英、美学者宣传的。那么,您认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吗?桂:关于通用语,英语用lingua franca,是因为全球化逐步生长成为一种配合语,各个国家都讲,可是各个国家都带有自己的特点,尤其在发音、词汇等方面。既然语言是一种lingua franca,就没有什么英国尺度和美国尺度之说,什么国家的尺度才是真正的尺度呢?通用语就是以某个地方的语言为基础生长起来的。

在推广普通话以前,也有人建议广州话作为普通话。实际上真正的普通话,还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可是中央电视台许多播音员并不是北京人,普通话中也没有那么多北京话音里的儿字,儿化音多了很难听的。北京有土话,就像伦敦也有土话,很难听懂的。

包:您说的是汉语。那么英语呢?桂:最近专门有一本书探讨native speaker的界说。许多人在用英语。

许多地方把英语也是当成“普通话”一样,就像中国的普通话一样,一些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那么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非要用英式英语或者美式的英语作为native speaker的模范呢?现在,在中国,似乎美式英语的影响比英式英语要大,在北方尤其这样,实际上在南方,例如广州、上海,还是英式英语影响更大,美式英语也是最近几年才扩大影响的。主要是因为电台广播,主持人说的多是美国口音的英语,少有英式口音的,或许他们多是从美国回来的。

实际上美国海内英语语音也不是统一的。美国的东海岸,是英国最早移民去的地方,跟西海岸的人们的英语口音是纷歧样的,跟美国原住民的英语语音也纷歧样。

包:但似乎英国英语的差异更大?桂:英国英语更怪,怪在什么地方呢?英国的地方广播电台并不使用RP(Received Pronunciation)。我们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RP是面向外洋的,所以英国BBC国际频道才用RP,而且海内电台不用RP。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口音,专门请明白RP但带有地方口音的人来当广播员,这样能贴近听众。另有一个现象大多数人都没注意到,就是教英语的人大多数是苏格兰人,而不是南方人。

这是因为苏格兰的传统,British Council 内里专门推广英语的或教英语的大多数是苏格兰人。包:我曾在英国IATEFL治理委员会任职达6年之久,现在我是IATEFL中国协会的会长,接触许多英、美学术界上层人物,包罗British Council,其伦敦总部我经常去开会。我发现他们在语言政策方面还是很有力度的,现在他们推广CLIL,就是bilingual education,在中国无法推广。桂:这有关语言结构主义。

澳大利亚人提出了critical language teaching,批判这种其他语言的引进。包:桂老,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英语想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在中国能够实现吗,能够取代咱们的汉语吗?桂:这绝对不能够取代。

我们中国要增强对外的联系,要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的履历,语言是一个工具。可是,这仅仅是为了生长自己,这是应该的;留学生是讲英语还是汉语,是外交需要。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我们中国没有执法划定:英语学得越早效果越好。

没有生活需要而学一个工具是学不来的。当需要用英语举行交流的时候,用英语取代普通话就可以了。

没有生活需要而学习一门语言,就相当于在吉林找几个小孩来学广东话,或在广州找几个小孩来学东北话,这怎么能够学会呢,基础没有生活需要。而没有结识这样的情况就没有时机发挥语言作为外交工具的功效,学再多的工具都不能牢固,获得使用。包:对,也基础学不进去。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的地方就是:我支持小学开设外语课,可是我不主张“越早越好”;而且开设小学外语课不要搞bilingual education,而应该是根据外语学习的理念和方法来学习,不能够根据母语习得的方式学习英语。桂:我认为这两种理念、方法都可以,可是我首先有一个疑问:假设全面开设外语课,谁来教?凭据《羊城晚报》曾经刊登过的一个观察,广州市有三分之一的小学英语教师不及格。

广州的情况尚且如此,广州之外的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不容乐观。一句话,谁来教小学?这个问题的责任不在学校,也不在教师,那责任就在于国家,国家的国策。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须要争论,我的意思是必须要有条件才可以教英语。

制定国策的时候,面临的不是广州、北京几个大都会,面临的是全国。我问过一些相关人士,他们说,制定这个尺度是将其作为努力偏向,是偏向性的。

全世界的教学纲领都强调教学纲领是可以丈量的,是measurable的,如果制定的纲领不能够measurable, 就是不及格的。我其时就给他们提意见,而且扫描了一本书给他们看,如何制定纲领,纲领的几个要求。

如果制定的纲领是作为努力偏向,那么就是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最后这个纲领就相当于没有,其时我就表现,努力偏向这个观点是模糊的,能够做就做,不能够做就不做。包:可是现在大家都认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桂:在我看来,这个“起跑线”就不需要定那么高,把初中和高中定为英语学习的起跑线就可以了,现在又要提到小学,有的地方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开设外语课。一边谈外语开设越早越好,一边谈把外语作为“敲门砖”,作为生活的一个工具,已经生长得商业化了。

为什么外语教学有那么多的浪费?从小学学到大学,还没有学到几多工具,都不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摆设让人去做,这就是你说的“起跑线”,这就是有害的工具。在打垮“四人帮”以后,我到场第一次全外洋语教学大会,全国有许多人到场,包罗东北的,我就和东北的教师代表聊过这个问题,他表现很有压力,第一个学校开设了英语课,第二个学校就有压力了,它也开,第三个、第四个学校也开,最后都开。可是没有那么多英语老师,最后可能就要由高中生去教,甚至一些略懂英语的人去教小学英语,因为开设了英语课不能没有人教。

这样就即是硬性开设,没有可以遵循的尺度,大家都在起跑,相互影响。不是第一个学校搞了,第二个学校借鉴了再搞,而是同时起步,相互影响,这样就欠好了。包:我一直从事外语教学研究,每年都市主持召开频频全国性的关于小学外语教学的集会。当年我也到场过教育部关于开设小学外语课的规章的制定,提出过一些意见和建议。

可是我认为政策自己并没有堕落,而是在执行的历程中泛起了偏差。桂:不,这两者不能够完全分得开,因为有政策上的限制,所以有些事情执行起来很是难题。

假设我是一个专家,我告诉你,小学、幼儿园开始开设外语课都太晚,需要从胎教开始,接着体例许多书籍、录音带等,我因此就获得许多经济利益。小孩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开始学英语,以后就能学好了吗?那么又会有谁来阻挡我?这是大情况造成的。包:可是中国政府制定这个政策是有理论支持的。国际学术界上对外语、二语教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适当集中时间,搞强化训练、突击学习;另一种说法是把时间延长,学习的时间拉长一点,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使外语学得更好一些。

桂:时间延长之后,学生不光学欠好英语,还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学习。包:我不赞同您这种说法。我认为适当集中强化和保证教学时间是外语教学取得好结果所必须的条件。

桂:我们广东省教育比力蓬勃,但在潮州地域,潮州人讲英语,全部都像是潮州话,有的音不分,基础就没有打好。好比说一个学生从小学到中学,接触了十位教师,各教师语言素质都差别,发音都是纷歧样的,这有什么好呢?效果并欠好。包:教育部提出,有条件的小学学校可以开设外语课,没有条件或教师方面不够资格,禁绝开设外语课,但实际操作并非如此。

桂:“有条件”这个要求并不是一个牢固的教育目标,而且我们国家没有很好地定位开设英语课的尺度。尺度一旦确定下来,各地就要严格地执行,而且要你追我赶。包老师到场过政策的制定,就要反映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不要用一种意见来影响政策的执行者,应该有差别的意见。

政策是不能够模糊的,而我们出了许多模糊性的工具。固然这也是基于我国传统文化,外加社会原因,如我们的某些看法落伍,需要向别人学习,增强外语学习等等导致的。

可是外语学习用什么措施增强,什么时候开始学才气够增强,都需要仔细思考。厥后也有人验证我的说法。大学一年级的新生,有重新开始学俄语的,也有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学英语的。

进入大学以后,很显着,学英语的学生比学俄语的要学得好。可是一个学期以后,那些以前学过英语的学生发音很难更改,因为已经形成了习惯,反而比不上重新开始学的学生。

这种情况都值得思量。许多人都来学英语,而教师的数量又很是有限,效果就造成我们现在的局势和效果。包:您说的意思是我们要开就开好,要么就别开吗?桂:就是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再开始教英语,不需要作为一个国策去定的那么死。如果我做,首先,就是从月朔年级降为小学五年级;第二个,就是模糊的,从小学五年级改为小学一年级,什么时候开始教英语,得去教它。

我不看学生,我只看老师就可以。包:您的看法和Rod Ellis的相似,教师要管好教学的事。

我认为海内小学英语教学焦点问题不在于开设的早晚,而在于尺度是什么。小学英语教学在目的和方法设置上都有问题,过于强调以造就兴趣为目的,而淡化了语言教学以学语言为目的的实质。

现在,一方面海内开设外语专业的院校许多,而且大批外语专业结业生找不到事情,而另一方面中、小学校由于体例有限不招新教师,因此学校也只能使用校内已有的教师转岗转业教英语。有的小学,一个教师教五六个班级,一周上差别年级的10多节课,很疲倦,没有精神认真备课、领导学生。也有学校聘请外籍教师,但中小学待遇有限,招不到英、美、加等国的英语本族人士,就招一些印度人、菲律宾人等等,有的外籍人士基础没有教师资历,只是使用自己会讲点英语就到中国来事情,广东省这样的“山寨外教”就许多。这种情况下,英语教学质量确实很难保证。

而且我极不赞成在小学或者幼儿园就开始举行bilingual education(双语教育)。外洋举行bilingual education也许只有在像印度这样有殖民配景的国家和加拿大、美国等多元文化国家和地域,才可能乐成,因为印度把英语当成官方语言,在各行业尤其是政府、法院等部门中应用。

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和去留学的人多,其他国家都没有乐成的条件,主要还是举行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语言政接应该是母语第一,外语第二。桂:近年来,广东有些民办学校甚至学三种外语,文武兼学。这主要是由于学校之间相互攀比,你校是双语,我校就开三语;你教文,我就教武。

我们国家处在双语社会融合的阶段,现在泛起了许多外语品级考试、出外洋语考试等。但考试只应该在校内操作,而不应该有校外考试。前教育部长周济曾经发过一个指挥,普通学校克制开展品级考试。

现在有人建议把CET(大学英语品级考试)搞成社会考试,因为只要是跨学校的就是社会性考试。由于种种原因,我最后正式宣布退出考试,不到场这样的考试研究,就是因为涉及的利益太多。从中国最早搞种种考试时开始,我就已经有几十年的履历。

好比说最早的时候教育部举行的出国人员考试,现在还存在。举行了以后,美国、英国也都认可这个考试的结果。

可是厥后教育部又宣布取消ETC,原因就在于涉及许多利益相关的因素。如其时卫生部、机械工业部等下属的一些学校学生有出国需求,但总是因结果不及格而不能出国,所以他们就一定要自己出题,自己考,同时印刷许多相关的领导质料和训练题。

考试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考试的用处,考试的用意,包罗到场考试的学生,拿到结果都是有用处的。好比我要考某个学校,学校要看我的考试结果。

可是参考的和出题的单元不应该是同一单元,而应是离开的,这是基本的尺度。教育部的高考,研究生考试,自己出题,自己用,自己修正卷子。有一年的研究生考试题太难,大家都不及格,教育部就公布文件,尺度降50分。这个尺度自己制定,考题自己出,分数线自己定,考试效果出来后又发文件降低尺度,这样考试用户和主持考试的单元是不分的,考试的意义又何在?举例来说,机械部有100个名额出国,可是考试效果出来,只有几十小我私家的结果及格,于是就降低分数线,这样100小我私家就都可以出国了。

但这样考试就没有尺度了,没有尺度的考试结果如何让人信服?当初说取消ETC的时候,我就说取消不了的。果真,取消两年之后就又要恢复,我就决议不再到场了。

我以为在中国,考试不是一个十分稳定的工具,受到的干预太多,包罗社会干预、政府干预、向导干预等,他们的决议影响了考试的执行,无法举行研究。广东举行过一些研究,厥后我都拒绝到场。包:现在全国高考有20来个省市自主命题,中考有几百个省、市都自主命题,考试变得很自主,很杂乱。桂:可能“大乱”才气“大治”。

一些人基础不知道考试出题只有形成专业,才气出题圆满。现在各个地方考试,认为把该科目的教师找去,就可以出题了。所有的考试都是这样,教中文的出中文题,教数学的出数学题。

包:桂老师您当年提出的英语尺度化考试,现在也什么都强调尺度化了。我记恰当时就在于有一个尺度,不能随便变更。

可是现在的考试也简直是“尺度化”啊。桂:差池,尺度化基础就不是这样的观点,我的本意不是如此,尺度化是指尺度分,尺度分是一种制度。我们中国自有考试以来就有尺度化,最简朴的尺度化就是从低到高排列的一个顺序,或者从高到低排列下来,这是尺度化最基本的观点。

尺度分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有尺度分,是因为考试科目难度有所差别。如英语考第一,数学考第五,化学考第七,不能简朴地加起来。

每个科目分数的崎岖取决于其题目的难度的,题目难一些,分数就低,题目容易分数就高,所以按分数来排列也可以,很容易,如果只有一个考试,这样很好,像我们国家已往的科举考试。可是现在我们有许多科目,每个科目的难度又是纷歧样的,怎么能简朴地将各个科目的分数累加起来呢?这就好比认为你有1元美金,我有1元人民币,加起来就即是2元,这是差池的。

所以必须要有统一的尺度。好比把种种钱币都是统一为一种钱币,可以人民币,可以是美元,也可以是日元,可是一定要统一尺度,然后再相加。包:您的解说很是清晰明晰。

但有的人就认为所谓外语考试的尺度化就是选择题,或者说客观题多。桂:不是这个观点。

认为尺度化就是选择题,这是差池的。中、高考为什么会设这么多的选择题?其实选择题或者客观题和尺度化基础是两个差别的观点。选择题只是题型的问题,与尺度化基础就不是一个观点,也没有联系,两者不是一个领域。每门考试的难度都纷歧样,简朴的分数相加,取一个总分或平均分,这是不科学的、有失公正的。

人才取放不适当,大多数人还都将中、高考当成命脉一样,很是重视,这种做法真是贻害不浅。另外,这个分数自己就不科学,也倒霉于人才选拔。这不是尺度化。所有尺度化都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law,尺度化就是law reference, 就是要参照这个law,把各科都统一为一个尺度,分数可以相加了,分数的科学性就好一点,固然也不是绝对好的。

现在社会上却有这样一个看法,认为尺度化是个坏事情,不能明白尺度化,认为取消尺度化就好了。我们的结果制度失控了,尺度分老黎民不懂,老黎民一定要看到原始分,不要尺度分,因为他们怀疑、不相信尺度分数的执行者是否在内里做了什么手脚。

怀疑可能在分数相加的时候,把分数或公式改一点,谁也不知道,谁也还原不了,所以没有措施完全相信你的分数。这意味着诚信出了问题。

全国那么大,那么多人,在这内里搞一点小的手脚,总有一批人上去,有一批人下来。所以老黎民都不相信了,就要原始分,就要看实打实的分数,不看尺度分。我和别人解释,别人可能会相信我,可是不相信尺度执行者。

包:可是考试还得考,不考试就没有选拔的手段,分不出崎岖。桂:最好的措施就是什么都不考。

澳洲有小我私家,也是从事考试研究的。他说最好的考试措施就是请一个学生来面谈,用半个小时,劈面测试他的水平崎岖,就像面试一样。固然也包罗答题,看一看,读一读,然后问几个问题,问他懂不懂。包:这种直接考试难以操作。

桂老师,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现在在全国中、高考的各科考试当中,唯有英语考试使用了大量的选择题,选择题已经占试卷全部的70%到80%左右,您认为这是个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其他的科目并没有这么多的选择题,我认为选择题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会造成题海战术。桂:为什么此外学科不用那么多的选择题,也是另外一个现象,有许多反面的工具。英国人主张不用选择题,美国人主张用选择题,因为他们有很多多少资源。

例如说,美国同一个知识点可能有一道题目考选择,又有一道题目是考改错的,它是翻来覆去的。英国人就不主张这个,可是美国人是依赖选择题的。

其实主观题、选择题,任何题型都有局限性。选择题有选择题的问题,主观题有主观题的问题。对于备考、应试的人来说,投入最大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选择题。把客观题猜对了就能得分,选择题我猜对一道就能获得一分。

投入最大的是在猜题目上。猜题目有一套措施,我亲自履历过搞应试温习的人讲猜题目的一套措施。

有一年高考,湖南省的考生到场汉语考试。那一年高考刚刚出的作文题目,是一格一格的几格漫画,凭据漫画写一个工具,漫画形貌的是挖井。

效果,湖南一些考生一开考就说道:“我们猜对了!”他们在备考的时候,许多学校就拿猜出的这个题目来训练学生。像作文属于绝对的主观题,由此可见主观题最容易被猜中。

为什么呢?因为出题目的人原来就只明白出题目。所以语文老师也许是客观上,也许是主观上影响了出题。

其时的报纸专门评论了,另有专家例证,出题的时候受了影响,他们接触了一些有关的题目,纵然不直接出这些题目,也比力靠近,因为大家都在猜。如果猜错了就没话说了,猜对了就好办,都是事先写好的内容。我以前在英国学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写一些文章,等到考试的时候,看看题目跟你的文章之间有没有能挪用的,能挪用的都挪用。

所以对于考试主观题有主观题的利益,可是同样也有坏处。那么,反过来说,选择题也是一样,它有它的坏处,也有它的利益。主观题和客观题两个对照起来的话,在各自的笼罩面上,选择题更广;在创新方面,主观题可能更强些。

不能用一面来否认另外一面,这样是片面的。包:现在的主要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各地的中、高考选择题抄袭现象太严重,考试结果没有信度、效度,对教学的反拨作用欠好。

桂:简直有这个问题,这都是利益相关的,各个省、市独自出一套题,出题者在抄,学生答题时也在抄,抄来抄去,最后到底是考试的题目是抄来的,还是学生的谜底是抄来的,已经分不清楚了。这样举行下去不行。无论哪一种考试都只是一个工具,哪一种类型的考试,使用得多了,就会失效。我们的考试有个问题,就是到场者和组织者不分居。

包:桂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上次来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过,这次我还要问您这个问题:您为什么以为英语外语教学“听说领先”造就学生的听说能力不实际呢?也就是说外交法在中国不适用呢?桂:因为中国没有这样一个举行英语听、说的情况。包:有人说,就是因为没有听说的情况,才需要增强这方面啊。桂:学生还没有到需要外交的时候,强迫他们外交,这样效果不行能好的。

基础就没有这个外交的需要。包:我认同您这个说法。那么对英语教学“听说领先”您详细是怎么看的?桂:第一,我们不应该把“听、说”和“读、写”离开;第二,我们不能重新到尾地一直做“听说领先”。

我教大学二年级时,到北京语言学院做履历交流,课上的是看图说话,这个时候可以搞听说领先。可是越到高年级,就越多地接触到文学等内容,就不适合做“听说领先”了。

包:可是中国现在的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尺度也好,大学英语教学基本要求也好,都仍然要求“听说领先”,甚至大学公共外语也提倡“听说领先”。桂:这不是大学教师们能决议的,这种提法,一直有人质疑,已经有人开始批判。

上世纪60年月,有过一次小的外语教学革新,其时许多外语学院带头搞。我其时到北外做陈诉,北外公然讨论我们的翻译人才比力单薄,招呼我们造就口译人才。而造就口译人才需要做专门训练,接纳“听说领先”教学是可以的。可是,英语在全国作为一个基础学科而提倡“听说领先”就不太适合了。

包:那搞“听说入门”行不行?桂:也不行,因为听说跟读写是不能分的。向来都是读写入门,因为听说入门不是很有价值。读写入门不是我说的,是英国教学历史上的一个大师提出来的,中国很早就有了。包:那“听说”怎么办呢?桂:一位名为Michael West的学者在印度做了多年研究,发现学英语接纳“听说领先”的人的比例很是低,他在书中写到:2407小我私家里,只有一小我私家是主要学习口语的。

他在孟加拉做过一个观察,由此启发他缔造了一个名为“New Method Reader”的方法,在印度开始推行。我们中国很早就大量的引进他的书,有课本也有读物。包:可咱们中国人如果不练口语,那口语能力不就更差了么?桂:咱们转头再说“听说领先”,这个提法是阿拉伯语教学中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英语搞起来的。

我第一次到场先容北外履历的集会,全国只有十几小我私家,我们亲自到阿拉伯语课堂上去听。他们说了几个措施,并没提到“听说领先”:第一,后发课本;第二,主攻字母,因为阿拉伯语字母比力庞大,单学字母就需要半年,其时是1968年。包:我开始学英语的时候是1972年,四平师范学院外语系用的是上外课本,其时没有使用“听说领先”的方法。

而吉林大学和东北师大自编了“听说领先”英语课本,课本里全是对话,效果他们的学生晚结业半年,因为他们没学到工具。桂:看这个事情不能绝对,北外的英语也没有搞“听说领先”。我们广外回去搞了半年,之后发现没措施继续,还是要读,还是要写。听说就是听说,外交就是外交。

我们不能搞一个口号,学生都听不懂,老师却在那里讲什么“听说领先”。现在提出这个口号的都不是亲自履历过这个事情的人,我是亲自履历过的。

学习一定要“学尔后知”。包:是的,外语教学要“学、思、知、行”。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的外语教学面临着一些难题,但仍需革新前行。桂:大家需要从基础知识和基本纪律出发去搞才行。包:谢谢您,桂老师!桂:谢谢。(本文首次揭晓在《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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